科创板走过五年发展历程，已经成长为拥有570余家上市公司、5万亿市值的重要市场板块，硬科技定位也越来越清晰。
以科创板为引领，资本市场近年持续深化改革。改革的参与者不仅有国内券商、公募、私募基金等市场主体，外资券商和国际投资者也是重要见证者和参与力量。以科创板为例，一方面，外资券商直接参与科创板IPO的承销保荐业务；另一方面，科创板股票已被外资纳入投资“篮子”。
高盛中国总经理索莉晖对第一财经表示，科创板对中国资本市场有着深远的影响，注册制强调的以信息披露为核心、中介机构归位尽责、发行机制市场化、保护投资者核心利益等，都是以科创板为试点、作为“练兵场”逐步探索实现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注册制改革是在科创板完成的‘成人礼’。”索莉晖说，五年来，注册制从试点到全面铺开，一方面坚持了市场化，另一方面借鉴了国际经验，同时注册制适应了国内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改革是不断深入的，伴随市场波动调整，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
就在上月，科创板即将满五周岁之际，证监会发布深化科创板改革八条措施（下称“科创板八条”），进一步突出科创板“硬科技”特色。在索莉晖看来，科创板产生了强大的集聚效应，聚集了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集结了一批“硬科技”企业，成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
近年，在持续推进资本市场对外开放背景下，伴随注册制改革，内外资机构同台“练兵”，国内机构凭借客户网络等本地优势成为注册制改革的实践者和受益者，随着改革的深化，国内券商与国际一流投行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索莉晖认为，建设一流投行在理念和业务发展上应更以客户为中心，同时加强交易、投研和投资等方面的能力建设，拓展国际视野。
科创板发挥产业链集聚效应
五年来，科创板从无到有，接纳了570多家上市公司，总市值达5万亿元，逐步成为我国“硬科技”企业上市的首选地。
对于科创板五年发展，索莉晖认为，整体来看，科创板上市公司已成为国内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科创板兼顾了创新企业发展和盈利性、持续性。同时，科创板上市公司的质量较高，体现在营收、盈利、分红和现金流等诸多方面。
“一批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制造等领域企业登陆科创板，这些都属于我们现在所讲的‘新质生产力’，可以说‘新质生产力’在科创板上得以充分体现。”索莉晖说，科创板支持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如集成电路、生物制药和高端制造，形成了产业链的集聚效应。
从资本市场建设角度，她提到，以科创板为引领的注册制改革是资本市场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就在上月，科创板即将满五周岁之际，证监会发布深化科创板改革八条措施，进一步突出科创板“硬科技”特色，健全发行承销、股债融资、并购重组、股权激励、交易等制度机制，更好服务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
索莉晖认为，从制度建设来看，科创板的制度建设近年来持续完善。以发行定价为例，“科创板八条”提出开展深化发行承销制度试点，优化新股发行定价机制。上交所表示，将在科创板试点调整适用新股定价高价剔除比例，统一按3%执行。早前，科创板沿用核准制下不低于10%的最高报价剔除比例要求，但随着买卖双方博弈力量逐渐失衡，一度出现“抱团压价”现象。
在索莉晖看来，科创板发行定价机制的调整，将有效引导更多机构理性报价。
“科创板八条”还提出“推动再融资储架发行试点案例率先在科创板落地”。今年4月，证监会制定了《资本市场服务科技企业高水平发展的十六项措施》，16项举措全力支持科技企业发展，其中提到研究建立科创板、创业板储架发行制度。
“这也是一种扶优策略，设置储架发行机制将让透明度高的优质公司融资更加便利，比小额快速融资更有效，灵活度也更高。”索莉晖分析称。
国际化程度持续提升
国际化程度提升，也是科创板发展中的重要课题之一。目前，国际投资者已成为科创板市场重要参与力量。
从IPO市场来看，科创板设立后，包括高盛在内的外资迅速“入局”。
“在科创板推出以后，我们做了很多评估工作，“索莉晖回忆道，“外资对科创板改革和制度包容性是很关注的，这些举措有助于提升市场的吸引力。”
2021年12月，高盛高华作为联合保荐人完成了标志性的首家三地同时上市项目——百济神州科创板IPO。
这是高盛自2016年百济神州在纳斯达克交易所上市，一路陪伴其在香港联交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三地上市，助力其成为全球领先的生物科技企业。
从交易角度，当前全球投资者都在寻求具有潜力的优质成长股。科创板市场的“硬科技”定位，在估值、业绩等方面的优势，成为国际投资者选择投资科创板的重要考量因素。
索莉晖认为，从目前科创板570余家公司情况来看，上市主体类型多样，也包括红筹回归企业。同时，科创板推出了科创50指数、ETF、沪港通渠道，吸引越来越多的外资关注和投资科创板公司。
“从科创板的发展角度上来讲，不仅要推动市场化，还要进一步国际化。朝着这两个方向走下去，科创板发展会越来越好。”她说。
打造一流投行需要全方位能力建设
伴随科创板设立，注册制下投行迎来更多业务机遇，也面临更多挑战。
一方面，投行不再局限于过去以通道业务为主的旧模式，投行的项目筛选能力、定价能力、综合服务能力均有待提高；另一方面，随着近年资本市场持续对外开放，外资券商深入在华展业，内外资机构在注册制时代同台“练兵”。
在索莉晖看来，五年来，国内券商综合能力明显提升，这体现在头部券商对企业、行业的理解更为深入，也体现在其承销保荐、产业研究等能力逐步提升。
她观察到，投行与投资者的交流更多了。“以前可能就是线上交流居多，现在路演、与机构投资者沟通的工作更为认真扎实。”
“应该说，注册制下国内券商和国际券商合作、竞争，共同来推动市场的发展，”她提到。
如今，打造一流投资银行已经成为国内券商重要的发展战略目标。去年10月底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培育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此后，证监会也发声将打造一流的投资银行。
那么，国内券商距离国际一流投行还有多远？
索莉晖认为，国内的很多同业已经非常优秀，国内券商在专业化分工配置上还可以进一步加强，特别是要以服务客户为导向而不是以项目为导向。
“以一单IPO项目为例，它不会是由一个小团队按项目制来完成，外资惯常的作法是由行业组、产品组还有客户销售分工合作、对接，从多个角度共同完成项目。”索莉晖举例提到。
同时，她认为，投行在项目的筛选和把关上要更下功夫，真正做到监管强调的归位尽责。
在团队建设上，索莉晖建议，一流投行需要拓宽全球视野，更好地支持企业国际化业务，不仅要有融资能力，还要培育并购业务的能力。“以科创板为例，七成公司都有海外业务了，中介机构的步伐要和企业连在一起，才能更好地服务企业。”
从广义角度而言，索莉晖还提到，一流投行建设指向的不仅是券商投行业务，还有一流证券公司建设。
“从这个意义上讲，培育一流投行不仅要投行业务打出品牌，还有交易能力、投研能力、销售能力，比如券商能设计什么样的产品，是否能够满足不同机构和市场多元化需求。”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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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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